概要: 除了在信仰观念上的先天差异外,傅与苏还有一点真正的不同。有资料显示,苏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那个著名的悍妇还领着孩子到监狱里大闹了一场,而傅却至死都沉浸在神赐的幸福之爱里。 现在让我们费一点笔墨谈一谈朱梅馥,谈一谈这个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女主人。据与傅家有长期交往的朋友回忆,造化在这个女人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统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的鉴赏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这些现代的文化训炼并没有磨蚀掉这个女人天然的内在之美。她的性格、气质、应对事物的态度完全是东方古典社会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她这样解释自己:“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苛,对事业忠心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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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到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傅雷为什么而死?是死于“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悲愤,还是“文死谏,武战死”的道德律令?是死于儒家的入世不得,还是道家的超然解脱?是死于个人奋斗的穷途末路,还是国家信念的分崩离析?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可以肯定的是,与司马迁、“竹林七贤”、徐文长、李贽、龚自珍、鲁迅等一大批东方抵抗知识分子相比,傅雷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叛逆”。他当初选择巴尔扎克的翻译,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考虑更多的是政治的安全。翻译一个被全人类的革命导师封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⑵理所当然地会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默许和支持。而饶有趣味的是,这个具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恩格斯语)的作家却写了大量的既不“革命”,也不“辩证”的东西,这使得傅雷的翻译一时竟难以为继。
他在1964年一封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郑效洵的信里,这样谈到他的翻译:“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可是另有一部份,“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诸如此类名著,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他的结论是,不宜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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