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晚期思想的变化

一

　　高尔基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离开彼得格勒，到国外治病。他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在出国时，他的思想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他赞扬列宁，肯定十月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历史必要性”，但是仍然不大赞成使用暴力。大概由于他尚未改变抽象人道主义立场和弄清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因此在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争论中支持罗曼·罗兰。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希望罗曼·罗兰抛弃“精神上独立”的幻想，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罗曼·罗兰不同意巴比塞的意见，责备他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奉行政治经济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精神和为暴力辩护，要求把精神放在首位，以此出发来寻找未来革命的方式。高尔基在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５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赞同罗曼·罗兰的观点，说他自己也一直在宣传道德在斗争中的必要性，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引罗曼·罗兰为同道，表示要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１９２２年６月１日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承认：“关于残酷性的问题是我的一个感到痛苦的问题，我还不能摆脱它。”（《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第２４２页）这里讲的也是他不大赞成任何暴力的问题。

　　从１９２２年４月起，高尔基先后发表了一些关于俄罗斯农民的札记，后来汇集在一起出了单行本。他在这篇总题为《论俄罗斯农民》的长篇文章里发表了不少片面的观点，指责俄罗斯农民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本性，说他们特别残酷。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是敌视共产党人的，根本否定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高尔基的文章发表后，《消息报》曾对它进行了尖税的批评。

　　１９２２年６月８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革命法庭开始对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公开审判。高尔基得知后，于７月８日在国外出版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上发表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把这次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高尔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本质认识不清，同时这也是由于他从十月革命以来不赞成用暴力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立场未发生变化的缘故。此外，还有材料证明，是有人唆使他这样做。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必须做到让高尔基出面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应当动用我们最后的储备力量──高尔基和法朗士……”（转引自奥夫恰连科的《高尔基的政论》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４５９页）列宁看到高尔基的公开信后很生气，他在给哈林的信里说：“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高尔基那封写得很坏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太过份了。”（《列宁全集》第５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７７页）虽然列宁没有直接出面批评高尔基，但是一些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指出他的错误。莫斯科一个区的工厂文化委员会的代表们开会通过决议，建议高尔基回到俄罗斯来，以便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８８页）高尔基认真听取了批评，尤其是普通工人的批评对他有很大的触动。当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制造流言蜚语，说高尔基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他便致函有所谓“路标转换派”参加的《前夜报》编辑部辟谣。他在信中说：“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能克服俄罗斯人民群众的惰性和激励他们创造新的、更加公正和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唯一力量。”信中不否认他与苏维埃政权有分歧，但强调这分歧仅仅只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见《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３卷，第２９３页）在这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尔基的心情比较压抑，他就政治问题发言的次数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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