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尔基晚期思想的变化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二语文知识   阅读：8277次

概要： 在这之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高尔基仍到国内度夏，而１９３０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国。这一年他对１９２４年写的回忆录《弗·伊·列宁》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更加详细地追叙了在伦敦召开的党的第５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讲述了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回忆了他和列宁在卡普里和巴黎的会见，说明了自己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犯的错误。他写道：“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到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一艘沉重的大船、即灰暗的农民的俄罗斯的舵手所必需的直率的观点。而我对于政治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不大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理性。”他接着写道：“１９１７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当时我想，他发表这个提纲是在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到政治教育的工人的整个队伍和全体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将像一把盐一样撒到农村的淡水塘里，会溶化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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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后，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２年高尔基仍到国内度夏，而１９３０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回国。这一年他对１９２４年写的回忆录《弗·伊·列宁》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更加详细地追叙了在伦敦召开的党的第５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讲述了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回忆了他和列宁在卡普里和巴黎的会见，说明了自己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犯的错误。他写道：“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我和列宁的关系远非我所愿意看到的那样，但是又不能不如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完全具有一艘沉重的大船、即灰暗的农民的俄罗斯的舵手所必需的直率的观点。而我对于政治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不大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性，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理性。”他接着写道：“１９１７年列宁回到俄国，发表了他的《提纲》，当时我想，他发表这个提纲是在把数量微小而品质优秀的受到政治教育的工人的整个队伍和全体真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俄国农民的牺牲品。俄国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将像一把盐一样撒到农村的淡水塘里，会溶化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历史。在我看来，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认为他们跟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起是俄国所积累的最宝贵的力量，至于能夺取政权和组织农村的另一种力量，我在１９１７年的俄国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有政治知识的工人与科技知识分子结成紧密联盟而建立专政，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我与共产党人在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俄国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还将在长时间内是套在俄国历史上这辆载着重物的大车上的唯一的马匹。”他接着说：“我在１３年前是这样想的，也望洋兴叹是这样地错了。我的这一页回忆本来应该去掉。但是‘用笔写下的，用斧头砍不掉’。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常反复地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就让读者知道我的这个错误吧。如果这个错误对那些喜欢根据自己的观察匆忙做结论的人能作为一个教训的话，那就好了。”（《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４～２５、２６页）这里高尔基对他在十月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及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从高尔基对列宁的观点和性格特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已有了比较正确的和比较深刻的了解。

　　在《弗·伊·列宁》中高尔基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更明白起见，我要说一说，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村之大大超过城市，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完全缺乏社会感情，──这个事实使我苦恼了一生。”（《高尔基文集》第１７卷，第２６页）他讲的是自己对农民的看法，确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这可以从上面说过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发表的《论俄罗斯农民》的文章里看出来。当时他的观点曾受到批评。后来，当他看到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看法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致匿名者和化名者》一文中说：“现在在苏联工作的不是彼得大帝，而是伟大的伊万，即共戴一顶帽子的工人和农民，并且所做的事情不是‘改良’，而是要根本改造旧生活的全部基础。”（《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３０１～３０２页）在这里他似乎已承认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成为一家人了。他在《十年》一文中肯定农民本身已发生了变化，他说：“人们总不能说我是农民的美化者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苏联，农民中已形成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比较广泛和全面地了解世界上的事情的阶层，一个掌握文化的积极性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农民的阶层。”（《高尔基文集》第２４卷，第２８９页）

　　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大批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他们告别了集体经济走上集体生产的道路。高尔基认为这是改造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表示热烈的支持。１９３０年１月８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党非常坚决地把农村引上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变革几乎像是地质变化，而且这比党已做的一切要无可比拟地大得多和深刻得多。存在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消灭，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有非常独特的缺陷的人，这种人的动物性的保守思想和私有者的本能会使人不寒而栗。这样的人有两千来万。在很短时间内改造他们，是一项似乎是很不明智地提出的任务。然而它在实际解决着。”（《苏共中央通报》１９８９年第７期第２１５页）在集体化的高潮中他又高兴地说：“一半以上的个体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庄……这说明在苏联，农民正在真正摆脱苦役般的、贫穷的、愚昧的生活，几千年来这种生活使他们一直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高尔基文集》第２６卷，国家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４３页）农业集体化的实行和农村面貌的改变，解决了高尔基思想上的一个大疙瘩，使他更加相信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时已找到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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