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对于巴金一些描写国际题材的小说，李兆忠也客观地指出，巴金具有局限性。李兆忠说，巴金凭借一种“道德激情”进行创作。他可以根据时代精神，改编生活的真实，所以难以真实地表现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复杂的内涵。他往往人为地让作品人物演绎反封建思想，却忘记了忠实于生活的原则。对此，李兆忠分析说，在当时国际主义的影响之下，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共性，而往往看不到其间的差异。国际题材中的种族文化差异、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些广受重视的内容，在巴金的视野中并不存在，感觉不到本土的气息。巴金的写作动机，是在其人类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追求光明，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呼唤，但是，他的国际题材写作始终存在一种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如善与恶，贫与富，神与人等等。 林贤治：不应该神话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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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不应该神话巴金
当我们采访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时，他自嘲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我们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他解释说，如果分别把现在的巴金和过去的巴金比较，和鲁迅比较，和外国作家比较，也许就可以看出，巴金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林贤治这样简述他所认为的“三个比较”：
第一，后来的巴金相对于他年轻时的斗争热情，对权力的挑战，是大大的退步。林贤治认为，现在评价巴金为“斗士”，未免太过。但他同时也认为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
第二、和鲁迅相比，巴金在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深广程度以及不妥协精神上，都远远不如鲁迅。因此，林贤治不满意把《随想录》和巴金本人捧得太高，不愿意看到中国又一次人为地制造出知识分子神话。林贤治认为，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总体境界并不高明，制造神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第三、和国外的知识分子比较，如德国的格拉斯、英国的奈保尔和南非的库切，这些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底层或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混乱的、腐败的、黑暗的现实，表达了他们对专制主义无情而有力的鞭挞，并且对这种专制主义根本性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揭露。从这个角度看巴金，会发现他没有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人文环境进行认真思考，而这一环境却恰恰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林贤治说，外国作家非常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良知是什么，他应该做些什么，而巴金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所做的，却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巴金对造成文革大悲剧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深究。
关于巴金百岁华诞，林贤治分析说，这源于中国的尊老的传统，与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认为，巴金是位青春型作家，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激情，同时也不可否认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但是，我们无法证实，巴金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他所达到的理性深度和水平，已经达到他应当做到的水平。林贤治强调，这样说的本意，并不是责难巴金，而是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低下。林贤治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对巴金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的时候了，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还关系到如何面对中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