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荆轲刺秦王》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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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邱少华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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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少华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史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⑴。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⑵

　　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一句话把荆轲激怒了。大凡这种人，最讲究一诺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还要紧，“岂无意哉”简直等于说：您翻悔了么？就荆轲来说，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莫甚于此！又可惜，平素懂得隐忍、不争意气的荆轲，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不能自制，一怒之下，带着个不中用的秦武阳走了（后来秦武阳果然误了事）。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时间忘了“国之大事”不能意气用事的，是荆轲；明知道这么走法是“往而不反”，却斩钉截铁地说“请辞决矣”的，也是荆轲。人的性情脾气，就是这么复杂。

　　易水饯别，大约是秋天吧。“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衣冠是丧服，它暗示着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它暗示着荆轲的一去难返，这情景是多么凄楚！“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古人说，变徵为商，其音悲。沉痛悲凉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送行的人们，“士皆垂泪涕泣”。他们早就把保存国家，保全自己的一线希望系在荆轲的那把匕首上了。荆轲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进而“为慷慨羽声”，明确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羽声，其音怒。这激昂而愤怒的歌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回荡，在呜咽的秋水上回荡，然后如一腔热血，洒向这白衣冠群中，使在场的人们由“垂泪涕泣”变得瞋目怒视，发上指冠。荆轲这个普通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绪，相互感染，如风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多么刚毅，多么壮烈，即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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