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金庸：菲伯斯见情人安为暴民所劫持，生怕为其牵累，骑马列漠然而过，冷若不识驼子奎西莫杜奋力相救，女郎脱险，逃入教堂。教堂之副方教弗洛罗一向慕女美色，威逼之相从，女坚拒之。群众欲攻入教堂劫女，驼侠在钟楼楼上掷石力搞，推倒暴民进攻之去梯。副主教乘机胁女出外，逃入森林，数度逼迫，女均不从，奸主教愤而将女交于暴民吊死。 雨果识人独具慧眼 池田：弗洛罗这个人物与《悲惨世界》的密里耶尔主教正是相反的神职人员，在雨果的作品中，这样的恶人和好人作为神职人员登场是不乏其人的。在欧洲的精神史中，无论是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都可证明，基督教已在其中植下深厚之根。也有像密里耶尔主教这样好的人物形象，可是说到以哪一种写得更传神而论，则雨果描写坏人的文笔更是入木三分，写得更为真实。（笑）歌德曾说：“教会，那是令一切接触过它的人都变得软弱。”这句话有一种认识──那就是一般
大文豪雨果：以人性之光照耀世界,标签：初三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雨果识人独具慧眼
池田：弗洛罗这个人物与《悲惨世界》的密里耶尔主教正是相反的神职人员，在雨果的作品中，这样的恶人和好人作为神职人员登场是不乏其人的。在欧洲的精神史中，无论是好的意义还是坏的意义，都可证明，基督教已在其中植下深厚之根。也有像密里耶尔主教这样好的人物形象，可是说到以哪一种写得更传神而论，则雨果描写坏人的文笔更是入木三分，写得更为真实。（笑）歌德曾说：“教会，那是令一切接触过它的人都变得软弱。”这句话有一种认识──那就是一般来讲，不良的神职人员常做坏事。这种情况在日本也出现过，且已成为一种历史的经验规则一般为世所共知。以前的江户曾有“出家，武士，狗畜生”之说，这是从庶民的讨厌和尚而编成俗语语的话。
金庸：不止日本吧，在中国社会中也有类似的故事。（笑）在《巴黎圣母院》中，驼侠奋身抢救，先将奸主教从高墙推下摔死，然后抱了少女之尸体逃脱，不知所终。若干年后，后人从乱葬岗中发现两具骸骨，认出是驼侠之骸骨拥抱吉卜赛女郎之骸骨，两具白已渐化尘土。
池田：这就是后谓的“爱的献身”吗？雨果对这种“无偿的献身之爱”予以无比美妙的文笔来描绘。尚凡让也好，奎西莫杜也好，都近于无学的文盲，但是背负着承受不了的遭遇，却以必死的决心去生存。所谓“纯粹的爱”，以前被矫饰为知性和教养成的从属，其这，纯爱不也是深深扎根于纯洁无瑕的心灵中吗？奎西莫杜的爱与死，正是向世人表现出这种思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雨果的“识人之见”是那样独具眼光。
金庸：我对此深有同感。这部小说描写在一个丑陋的驱体之中，包藏着极美丽高尚的灵魂。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和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司，内心精神却丑恶之极。雨果同时指斥暴民群众的无知、迷信和盲动残酷。
池田：对。雨果决非对这种暴力“革命”无任欢迎和感到喜悦。在《悲惨世界》中也有这层意思。他说：“群众易于人云亦云，时常一窝蜂随大流乌合之众轻易就为人操纵。”他对于所谓“民众”并非抱有一种负而后看法，而是正视民众那种“愚而贤”或“贤而愚”的实际情形，且看透此一实象。也不止于雨果，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优秀小说中，都或多或少不忘描写：那种所谓近代革命，一半被宿命所控制的黑暗面，也就是独裁、暴力的恐怖行为，去持这些罪行是源于民众（愚民）的怨恨，狂热的侧面等等。无论是狄更斯的《双城记》也好，阿拉德尔·法朗士的《诸神的饥渴》也好，都有这样的描写。
辉煌的人与黑暗的人
金庸：适如您刚才所指出，《悲惨世界》中的主教却是一位圣人。尚凡让偷了主教的银器，警察逮到他而送到主教家中，主教不但为他隐瞒，更赠他一枚银烛台。尚凡让得到感化而终身行善。这部大书充溢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池田：这就是“德行的胜利”。但是，这部作品中有两种“德行的胜利”，也就是两种“德行”的重写。一是密里耶尔对尚凡让的胜利，而另一种则是尚凡让对豪不假借的、无情的追捕者贾弗特的胜利。附带一说，雨果擅于运用形象的才能。对不知道慈爱之心的广阔，不知善之光的人物，雨果以“枭”（处于黑暗的动物）的形象来表达。雨果是这样来表现这种形象的：一是为突出密里耶尔主教所感化而决定洗心革面的尚凡让，二是因为被自己追捕的尚凡让救了一命，从而在自己的职责和人道的狭缝中苦苦挣扎的贾弗特，同样都以“枭”（处于黑暗中的人）这种形象，深刻地折射出雨果的“人性观”。雨果这样说过：人是有真正的区别的，有辉煌的人和黑暗的人。黑暗的人渐渐地减少，闪光的人就会增多，那就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呼喊“教育！”“学问！”的理由之所在。开卷学飞凡是等于燃亮了指路的灯塔，将在读书中所得到的一切集合在一起，就会放射出光芒。这就是雨果的人性观。将“黑暗的人”评为“处于黑暗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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