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四、爱国救国的热忱梁氏一生热爱国家民族。他曾说：“爱国两字，近来当做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这是何等感慨！他的爱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一向被人认为是维新派，其实在光绪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他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的行动，虽然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也颇足称述。在革命行动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曾打算和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携手合作；初步的合作是办了一种名叫“中国秘史”的杂志，刊登宋明亡国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自此以后，他和中山先生的来往日渐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只可惜由于康有为的从中阻挠，未能成功。光绪二十五年九月间，他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他对学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学说，鼓舞他们努力革命大业。那时留日学生当中主张排满最激烈如戢翼翚、沉云翔等人，也常常来大同学校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民国成立以后，他为
梁启超探索,标签：初三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四、爱国救国的热忱
梁氏一生热爱国家民族。他曾说：“爱国两字，近来当做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这是何等感慨！他的爱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他一向被人认为是维新派，其实在光绪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他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的行动，虽然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也颇足称述。在革命行动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曾打算和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携手合作；初步的合作是办了一种名叫“中国秘史”的杂志，刊登宋明亡国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自此以后，他和中山先生的来往日渐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只可惜由于康有为的从中阻挠，未能成功。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间，他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他对学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学说，鼓舞他们努力革命大业。那时留日学生当中主张排满最激烈如戢翼翚、沉云翔等人，也常常来大同学校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
民国成立以后，他为了国家的生存更表现了无比的爱国救国行动。在民国四年为了护国讨袁曾经好几次出生入死。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蔡松坡宣布讨伐袁世凯以后，梁氏即在上海各报发表讨袁文字，以等待各省的响应，可是等了三个多月却没有动静，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广西响应的消息来了，陆荣廷派唐绍慧来上海，准备迎接他去广西；并且说只要梁氏一到，广西马上独立。于是他急着要去广西，事先和大家约好分途前往，以免被人发觉。他预定先到香港，再由安南偷渡入镇南关，但不料在上海的住所被侦探包围，袁世凯捕拿梁氏就地正法的命令早已通行各省。后来他得到日本武官青木的帮助，才幸免于难。他到香港以后，改乘日本货船到海防，由日本农场主人深夜以小艇来接，步行了三天，才抵达镇南关。这次沿途吃尽苦头，遭遇了许多危险。后来他又冒险前去广东见龙济光，终使龙氏就范。护国讨袁能够顺利成功，梁氏实在是功不可没。
民国七年，徐世昌任总统，而大权则操在督办段祺瑞的手中；段为了要向日本借款，不惜以山东权益让给日本作为交换的条件。梁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是以北京政府特使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于是坚决反对这丧权辱国的和约，拒绝签字。他以一个北京政府派去的特使，为了国家的利益居然敢反对政府的“政策”，这种为国家的大义而不计牺牲小我的风范，深为国人所仰慕与赞赏。
五、日新又新的思想
梁氏常受人批评的是他的思想往往前后矛盾，这点他颇有自知之明，不过由此正足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求新之中，他自谓“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表现出他始终不落伍而力求赶上时代适应环境。
他的思想可说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凡西洋各种新思想和学说，只要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他无不接受而加以提倡。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这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就和康有为的学生麦梦华办了一种小型杂志，名叫“中外纪闻”，宣传民权思想。次年，他又办了一种刊物，名叫“时务报”，提倡民权的言论较前更加激烈。光绪二十二年，他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常在批改学生的笔记中提倡民权思想。
他又是清朝末年提倡女权极早的一人，在光绪二十二年就已经鼓吹女子教育；他以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而女子有没有受教育与国家的盛衰有极密切的关系。他极其反对女子缠足，在光绪二十三年，曾经和汪康年、麦梦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不缠足会”，提倡天然脚；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当时全国相习成风的情形下，这种反传统的主张，正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新颖。
六、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的感情非常丰富，他的一生行动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当他的看法和老师大不相同时，他就既不盲从，也不缄默。例如康有为是反对革命的，而梁氏在早年则赞成革命，他并不因为康有为反对革命就不敢和他争辩，他常引述希腊哲学家的话：“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实在就是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却深信科学。民国七年，他到欧洲考察，为了要彻底了解欧洲的实况，在同去的人当中，他还特别物色了一位科学家丁文江（在君）同行。丁氏曾经在英国专攻地质学和动物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梁氏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都有深切的认识，他本来就长于历史，后来更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创下了史学统计的研究方法，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对科学的笃信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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