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任何一个作曲家，大概都有能力把海顿的冷门奏鸣曲中的某一段，神不知鬼不觉地移花接木，镶进莫扎特的一个冷门作品中去。可没人敢和贝多芬开这种玩笑。他的每一个音都姓“贝”，从头到脚有着自身的统一与不容置疑的与众不同。每一个权威的理论家都能总结个三五条来说明贝多芬的独特，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似是而非。也许，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贝多芬，确实与音乐平行。他是另一类。这实在是一座很普通的墓碑。古朴，敦厚，方正。它不仅是四座中唯一没有雕像的一座，而且除了一桢古竖琴图案，没有任何其他音乐或作曲家的标志。还用得着以符号来提醒后人贝多芬为何留芳百世吗?猜不透设计师真正的用意，我宁可相信他也犯了我童年的错误，将贝多芬分离出了音乐。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于是便沿着这个美丽的错误一直走下去。端详着贝多芬的墓碑，耳际似响起阵阵滚动的雷鸣，直搅得我心神不宁。终于明白了，耳边响起的，分明是第三交响曲那开宗明义的两个和弦，可随后的大提琴主题却久等不来。那两个和弦不断反复，像是要补足那叠黑紫色唱片的疏漏。又像是提醒着我，童年时所听的“
死与凝固的辉煌——维也纳音乐家之墓随想,标签：五年级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任何一个作曲家，大概都有能力把海顿的冷门奏鸣曲中的某一段，神不知鬼不觉地移花接木，镶进莫扎特的一个冷门作品中去。可没人敢和贝多芬开这种玩笑。他的每一个音都姓“贝”，从头到脚有着自身的统一与不容置疑的与众不同。每一个权威的理论家都能总结个三五条来说明贝多芬的独特，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似是而非。也许，真正的理由只有一条，贝多芬，确实与音乐平行。他是另一类。
这实在是一座很普通的墓碑。古朴，敦厚，方正。它不仅是四座中唯一没有雕像的一座，而且除了一桢古竖琴图案，没有任何其他音乐或作曲家的标志。还用得着以符号来提醒后人贝多芬为何留芳百世吗?猜不透设计师真正的用意，我宁可相信他也犯了我童年的错误，将贝多芬分离出了音乐。等他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于是便沿着这个美丽的错误一直走下去。
端详着贝多芬的墓碑，耳际似响起阵阵滚动的雷鸣，直搅得我心神不宁。终于明白了，耳边响起的，分明是第三交响曲那开宗明义的两个和弦，可随后的大提琴主题却久等不来。那两个和弦不断反复，像是要补足那叠黑紫色唱片的疏漏。又像是提醒着我，童年时所听的“特殊版本”实在是委屈了贝多芬。被忽略的不仅是贝多芬与众不同的极端化力度对比，被忽略的是英雄的宣言。唱针跳过的不是两个和弦，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给了我残缺的贝多芬的时代，一个丁善德写巴赫小步舞曲的时代。也许，直到今天，童年留下的缺憾才得以补偿。我就是这样被那两个轰鸣的和弦推到了贝多芬面前，诚惶诚恐，把一个时代的误解讲讲清楚。
我想，贝多芬是会原谅我的。至少来说，这个墓碑的设计师与童年的我有着某种程度的“英雄所见略同”。
(二)
可曾有人发现，被称之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大巨星，竟没有一个人生于维也纳。就像今日的纽约。要想在艺术上功成名就，就非得削尖脑袋去纽约折腾一番。成功与否另当别论，起码对得起命运与机会。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人有足够的理由得意非凡。这里是世界的乐都，他们是艺术的宠儿。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毕竟更多地属于世界。虽然他们的“籍贯”比起世界性的辉煌显得不那么重要，可“外地人”在维也纳的驰骋风云又多少引起维也纳人美中不足的隐酸。
真正全身心属于维也纳的，当推舒伯特。他完全的土生土长，就是外出旅行也是屁股没坐热就转身回来。三十一岁便英年早逝，使他最终以死来实现了对维也纳绝对忠诚的最高形式。他，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如果再多给他二十年，很难说他是否能享有贝多芬今天的声誉。像个必定会光芒四射的巨星刚刚从学校毕业，他实在是还没来得及才华一番。他明明写下了世界一流的交响曲，却仅被称为“声乐作曲家”而离开人世。原因很简单，他所有的九部交响曲几乎全部锁在抽屉里沉睡。最著名的“未完成”交响曲竟然在他死后的三十七年才重见天日。艺术，本来就是个痛苦的行当。而创造听觉艺术的艺术家的痛苦则又多了几分。他们无法左右创造的第二阶段，——从符号到声音的阶段。他们所能完成的，不过是记录他们的内心听觉和组织内心听觉的思维活动。也许，梵高要比舒伯特幸运得多。他尽管穷困潦倒，神经兮兮，但毕竟“看”见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而舒伯特不可能“听”得见他的交响曲。他没有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舒伯特的全部交响曲都未完成。他死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可他却深知贝多芬的价值。贝多芬的与世长辞使他痛苦万分。一八二七年，年仅三十岁的舒伯特手持火把为贝多芬送行。葬礼之后，舒伯特与朋友们聚会。他举起酒杯不无伤感地说：“这一杯，是为那个刚刚被埋葬的人。”然后，他又一次斟上酒，神情更显凄惨：“这一杯，是为随他而去的下一个人。”他的话不幸言中。仅仅二十个月后，这“下一个人”果然出现。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在去世的前两天，他在幻觉中苦苦哀求他的哥哥不要离他而去，把他扔在这没人知道的角落。他反复说着：“贝多芬不在这里。”根据他在弥留之际的愿望，他被安葬在紧靠着贝多芬的墓穴，而且葬礼上举行了同样的火把送行。也许，这是舒伯特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时刻。
这就是眼前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墓碑仅几步之遥的原因。尽管现在的中央公墓并不是他们始初的安葬之地，但维也纳人却严格地遵照了舒伯特的遗愿。他们按照原始的格局，让历史在此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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