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

2. [10-10 23:18:48]   来源：http://www.85jc.com  综合知识   阅读：8960次

概要： 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与“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 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 说到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陈水扁当政时推行“去中国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即便如此，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 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书时，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 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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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与“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

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

说到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陈水扁当政时推行“去中国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即便如此，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

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书时，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

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大学语文，往往成了鸡肋，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如此，这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中学文理分科，本就十分遗憾；实行自主招生后，更有著名大学公开宣布不考语文，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我写过《“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特别感慨这个问题。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借用晚清重臣张之洞的话。在他看来，既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此处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110年前的深谋远虑，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这其实很悲哀。

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

王旭明：

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单位喜欢请著名大学教授担任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对此你怎么看？

陈平原：

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当然有好处。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写格局，其次是更多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最后，为推进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将原本应在大学才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学课本中去。大城市里的重点中学，教师和学生水平都很高，可这不是整个教改及课本编写的主要目标。另外，过多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欣赏趣味等。若是这样，调子唱得很高，但所编教材可能不切实际，不好用。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了解中小学教学规律；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比如，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派老师参与高考命题、组织高考改卷、培训中学教师等。现在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袁行霈教授带着我们好些老师参与编写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积极介入中小学教育、成功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当推钱理群和温儒敏，他们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

王旭明：

有观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创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

创新是个好词，人见人爱；问题在于，什么叫创新以及如何创新。教育理念变了，教材的编写方式也会跟着变；这样的“新”，乃是有源之水，起码能自圆其说。另一种“新”，着力点在选文，强调的是“新人”与“新文”，期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努力，我不太欣赏。有一阵子，我为大学生编散文选，和几位老师分头做，结果发现，大部分篇章重叠。原因是很多传世名篇的“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为教材选文，应该只管好坏，不问新旧。对教师来说是旧的，对学生依旧是新。基础教育不同于文学创作，讲求的是教学有效性，而不是编写者的特立独行。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二者如何协调，历来见仁见智。我更偏向于前者，因为越是时髦的东西，生命力越短暂。而基础教育是打底子的，这个“底”会长久地留存下去。小时候阅读或背诵的诗文，应尽可能纯洁无暇，掺杂太多时代的以及个人的色彩，我以为不妥。

所谓“创新”，一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一是古典与时尚的协调。此外，还有一点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养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这么大，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统”。所谓地方性知识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搁置了，这实在可惜。（ 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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