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的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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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运动开始萌芽。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一直被后人所误解。许多人把他描述成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是对历史的改写。蔡元培本人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一开始，他就对群众的运动的负面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对过度参与政治活动伤害学术研究和大学独立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天起照常上课”。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２０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阻止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在蔡元培的辞职信中，他批评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毒素，会伤害接触它的每一个人。北大在这种毒素的包围之下，生存是困难的。
同样，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也详细写到蔡元培校长的态度：“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裂隙，这一裂隙有时小、有时大，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并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状态。两者孰重孰轻呢？
学生运动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间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蔡元培先生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找到一条真正的中庸之道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生中掀起了反对日本军阀侵略的怒潮。当国民党中央正在南京开会时，学生拥到中央党部前面。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众宣讲读书与救国两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为抗日建国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声嘈杂，先生的声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许多学生并不认识先生，先生差点被莽撞的学生殴打。先生因此深感学生运动领导权的失堕，为之极其惋惜。
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
其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内在冲突：大学处在社会当中，怎样做到既独立于社会，又影响和引导社会？大学不是一个桃花源，大学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现实环境相当恶劣，空谈学术中立无异于缘木求鱼。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种超功利的关怀，这种关怀超乎于任何党派、团体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驱动的。这种关怀的实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像蔡元培先生这样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实践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面上。其他的大学中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介入现实与个我利益结合起来，使大学参与社会这一行为本身趋向于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虑的问题是：学生怎样担当公民义务？不是应不应该参加学生运动，而是以怎样的心态参加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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