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 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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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２０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有关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可以吸取，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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