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1917年12月17日,北大庆祝20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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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100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认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只有教育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培养人格: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在所。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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