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不怎么见到古斯特尔,她和玛丽亚在一起。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才出现在家人的视线里。慢慢地,她开始同我们大家说话,当她知道我们喜欢唱歌时,也加入了我们的歌唱。她教我们唱她听到过的民歌。 古斯特尔还跟我谈起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因为喜欢音乐,却又没钱听音乐会,逢上星期天,她就跑到维也纳的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她并非出于虔诚,而是为了听免费的音乐。一天,她听了一场布道,弥撒结束后,她找到神父。她把她对天主教徒的反对与不满倾泻而出,神父倾听着,直到她讲完了才开口,“跪下,承认你的罪。”那一刻,她说,她改变了。到下次他们在学校教堂里举行弥撒的时候,她也一同去吃了圣餐,以表明她的转变。自那时起,她为自己先前曾劝说同学们不要理睬天主教徒的行为感到难过,试图改变他们不信教的态度。 信仰转变后,有一次,古斯特尔和几个朋友去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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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教师到母亲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他问道,“你觉得我要和古斯特尔结婚吗?你知道,她很漂亮。”我记得自己是这样一字一句回答爸爸的:“我想,假如这是上帝的意愿,那么您就该与她结婚。”我十四岁,惯常的思维方式可不是这样的,但我的确就是那样脱口而出了。爸爸大概也问过其他几个孩子。
1927年11月27日,爸爸与古斯特尔在诺恩堡修道院教堂结婚。于是爸爸有了第二个妻子,而我们七个则有了第二位母亲。婚礼结束后很快就冒出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称呼我们这位新母亲?古斯特尔明白,这个敏感的问题必须得处理好。她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母亲'呢?那样既可以把我同你们的亲生妈妈区别开来,而且,这么叫也很合适,因为我现在就是你们的母亲。”
起初,用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从未用过的称呼有些别扭和难为情,但慢慢地,我们也就习惯了。那时我们何曾想到,在以后的二十九年里,我们会在一段音乐之旅中,与这位新母亲相互团结与依存,这段音乐之旅,使我们得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战乱中逃脱,并且带着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一个新大陆,而那里──—美国,又逐渐成为我们的新家。
古斯特尔嫁到我们家的时候,芳龄二十二,爸爸四十七。她只比老大鲁珀特长六岁,比我大八岁。因为她童年时代生活与学习环境的缘故,对于我们这个小天地以外的世界,她懂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她有明确的生活观,而且是“响亮又清晰”地将它们表达出来。既然她已成为我们的继母,我们成了她顺从的孩子,慢慢地,她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婚后的那些岁月里,我们的新母亲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许多变化。她改变了我们的穿着风格,饮食习惯,还有其他的生活习惯。家里刮起了一阵新鲜的风。她担心自己不能当好这个继母,就找了许多书来看,都是讲怎样当好继母,孩子们会如何对待继母这种内容的。书里告诉她,孩子们一般都不接受继母。然而,在我们家却并不是这样;我们完全接受她。但是,因为与书里讲的正相反,所以她并不相信我们能接受,她自己这边有些错误的看法,由此招致了日后的许多误解。
我们的新母亲为我们想出了数不胜数的事情来做。我们不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她自己也热衷,婚前就介绍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母亲喜欢打排球,于是我们和她一打就是几个钟头。我讨厌排球!她喜欢爬山,于是夏天和假期里,一家子都得去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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