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再读《威尼斯商人》

2.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706次

概要： 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房龙把莎士比亚比作“蒸汽挖掘机手”，只不过莎士比亚所挖掘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大地。他从文学“大炉子”里倒出来的人的种类是那么奇异，他把人性所有的特点都置于我们脚下并且说：“看吧，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而对我恼怒。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作的一切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１房龙的评论道出了莎剧的人物矛盾重重、难断谁是谁非的特点和原因。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主要人物夏洛克是莎剧中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带给观众复杂的感受，他贪婪、恶毒、令人痛恨，然而他那充满被压迫者悲愤之情的申诉，又令人恻隐之心挥之不去。诸多论者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对夏洛克的性格进行过分析，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试图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解析夏洛克这个人物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探索伊丽莎白时代具有大众文化特质的莎剧的人文思想，以就教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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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房龙把莎士比亚比作“蒸汽挖掘机手”，只不过莎士比亚所挖掘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大地。他从文学“大炉子”里倒出来的人的种类是那么奇异，他把人性所有的特点都置于我们脚下并且说：“看吧，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而对我恼怒。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作的一切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１房龙的评论道出了莎剧的人物矛盾重重、难断谁是谁非的特点和原因。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主要人物夏洛克是莎剧中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之一，他带给观众复杂的感受，他贪婪、恶毒、令人痛恨，然而他那充满被压迫者悲愤之情的申诉，又令人恻隐之心挥之不去。诸多论者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对夏洛克的性格进行过分析，笔者不再赘述。笔者试图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重新解析夏洛克这个人物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探索伊丽莎白时代具有大众文化特质的莎剧的人文思想，以就教学界同仁。

　　让我们先来考察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观众构成，以助于理解大众文化的概念。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专业剧团已产生，它们大多投靠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便于演出， 免于迫害。莎士比亚所属的剧团是“侍从大臣剧团”。伊丽莎白时代蓬勃发展的戏剧运动的特点之一是盛行恩主庇护制。莎剧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泰晤士河南岸已形成繁荣的戏剧演出中心。规模最大的环球剧场可容纳两千三百人。在当时的伦敦剧场，除了少数在包厢中看戏的贵族和富人外，花费一个便士入场，站着看戏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来自新兴的市民阶层，大多识字不多，对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和敏感，喜欢谈天说地，对新鲜的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已不仅仅是贵族消遣的特权，它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大众的文化活动。观众的多层次性、复杂性决定当时的戏剧在思想和审美趣味上首先反映着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集团的利益，即以女王为首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这正是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作为支配阶层的贵族，包括大公、鲍西亚、安东尼奥和巴赛尼奥，在这出戏中个个都被塑造成冠冕堂皇的人物，至少是一般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他们人人充满仁爱之情，人人都在尽力维护法律的公正，即便是公然违反法律条款时，也是一副正义的面孔。同时，关心热爱戏剧的大多数观众是作为从属阶层的城市平民，大众文化渗透进入戏剧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按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约翰·菲斯克２的解释，大众文化是从属者对其从属地位愤愤不平的文化，是从属者在规避、愚弄、丑化、抵制支配者及其权力时产生快乐的文化，大众的快乐即便是受到限制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也具有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特点。大众文化是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即民众两者之间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必须以支配阶层所控制的物质资源（如剧场，贵族对剧团的支持等）为载体，来完成有利于从属者的社会意义的产生。约翰·菲斯克把大众文化之于主流文化形象地比作游击队员和占领军对抗的关系。《威尼斯商人》小到对话，大到人物塑造、情节发展都带着明显的大众文化特质。莎士比亚以其特有的机智、幽默，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以反讽、戏拟等手段，时时冷不防地奏上一股弦外之音。在其作品中渗透普通观众的思想感情，赋予其作品有利于大众的社会意义，引出观众与剧作家的会心一笑。例如《威》剧中狭义的安东尼奥这个自感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着悲哀角色的人物，乍一看理应是“最仁厚的君子”，然而他却被葛莱兴敲了个“冷不防”，对大人物自我崇拜式的道貌岸然发出嘲笑：“干吗一个活人，偏要正襟危坐，跟他祖宗爷爷的石像一个样？……千万别拿‘忧郁’做钓饵，去博那世俗的虚名。”在第四场中，安东尼奥的确表白只愿让巴赛尼奥亲眼见到自己为他而死，并请巴赛尼奥将来为自己写篇墓志铭就“死而无憾”了。这个友情的殉道者也确实有“拿‘忧郁’做钓饵，去博那世俗的虚名”之嫌。巴赛尼奥求婚选匣的一番言辞表明他无愧为看透人世的智者，“爱神的使者”，但是他所行之事从始至终不过是外强中干的骗财、骗色。再以鲍西亚的婚姻深陷“既不能选择又不能拒绝”的难堪境地为例，她刚一感叹自己的不幸，借恭敬的小女仆之口便传来大众文化的挖苦：“吃得太饱的人，跟挨饿吃不上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若联系当时英国社会状况，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全国巡游都曾惊叹“到处都是穷人”，如鲍西亚这样的富人的痛苦在穷人眼里不是某种奢侈吗？数不清的细节、对话所表达的对权贵的抵制和嘲讽都在表明大众文化在不露声色地渗透进戏剧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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