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小说的艺术特色
- [10-10 23:13:42]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278次
概要: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艺术上在继承了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创造的新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一方面借鉴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如他在写情和写景上接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艺术影响,但并未把萧洛霍夫的卡萨克情调和俄国的生活搬到自己的小说中,而是刻意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另一方面他又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族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奋斗精神,道德情操,伦理观念,运用健康优美的民族语言,描写和展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运河滩人民的美好理想和风俗习惯。 形散意聚的艺术结构。有认认为刘绍棠的小说“结构稍松,总体无力”,我以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我们分析一下《蒲柳人家》这个中篇,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乡野顽童何满子、老农民何大学问、一丈青、望日莲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整个作品所展示的画面中,无不透露出中华民族崇高的社会风尚──京东运河滩上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质朴、勇敢的生活态度;无不洋溢着抗日烽火雄雄燃烧的时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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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艺术上在继承了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创造的新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一方面借鉴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如他在写情和写景上接受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艺术影响,但并未把萧洛霍夫的卡萨克情调和俄国的生活搬到自己的小说中,而是刻意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另一方面他又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华,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族的、革命的崇高理想,奋斗精神,道德情操,伦理观念,运用健康优美的民族语言,描写和展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运河滩人民的美好理想和风俗习惯。
形散意聚的艺术结构。有认认为刘绍棠的小说“结构稍松,总体无力”,我以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我们分析一下《蒲柳人家》这个中篇,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乡野顽童何满子、老农民何大学问、一丈青、望日莲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整个作品所展示的画面中,无不透露出中华民族崇高的社会风尚──京东运河滩上广大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质朴、勇敢的生活态度;无不洋溢着抗日烽火雄雄燃烧的时代气氛。而表现这一切,刘绍棠巧妙的运用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无主角的大胆尝试,笔墨放纵,不事用功,客观描述,好似随意写来,但仔细品味,似乎又兼有工笔画之妙,因为人物刻画虽着墨不多,却能达到如工笔画那样毫发毕现,栩栩如生,风韵而见神采之效果。所以整部作品粗看似随意涂抹,结构松散,没有主从之分,但这正是刘绍棠艺术上的一个大胆尝试──创造一种散中见整,形散意聚的艺术结构。结构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决不能作为他的奴隶,削足适履的作法只能破坏艺术的美感。刘绍棠认为……主角戏往往把其他人物写成主角的佐料,把生活剪裁的失真,结构上也显得造作(《刘绍棠中篇小说集》后记)。为追求自然淳朴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极力按照生活的“主线”结构作品,不受结构形式的束缚,使艺术结构尽可能接近生活的自然,更据有生活的真实感。如在江苏《钟山》文学丛刊八零年第四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鹧鸪天》,在这部作品里他描写了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柳岸在彻底改正了五七年问题后,顾不得解决房子和婚姻等个人问题,而一头扎进工作、学习的激流中去的故事。这篇作品也如《蒲柳人家》一样,无波澜起伏的情节,只是通过描写几个人物的活动和命运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柳岸的活动虽是作品的主线,但却不是主角,县委书记应天长、房管局长袁有光、旅店管理处主任催秀君、待业女知青梦蓝、双突干部唐三彩、命苦心甜的农妇关青梅等人物虽都沿着柳岸活动的主线而陆续出现,但是各有其独立的却又互相制约的地位。他按照生活这样自然写来可避免脱离生活的弊病,循着生活这条主线去构造作品的支架,显示其自然形态之美,另辟自己独特的艺术溪径,这正是刘绍棠难能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其作品虽人物众多,但各具特性,各有其面孔,结构形似松散,实则神韵尽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八四年第五期上的《京门脸子》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作者仍然是按照生活的自然“主线”去搭作品的架子,通篇文章几个重要人物所占篇幅的比重相差无几,大有平分秋色之势,乍看好似没有什么重点可突出,但仔细品读,其奥妙的艺术效果便会萦绕于读者的脑际。刘绍棠从初创这种艺术手法的《蒲柳人家》开始,经过《芳年》、《渔火》、《二度梅》、《小荷才露尖尖角》,到八四年发表《京门脸子》,可以说这种结构作品的独特艺术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故事,便是一部性格发展史,而他们之间关系的总和又构成一个总主题,成为整个社会的剪影,使读者时时都能触摸到跳动着的时代脉搏。
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部文学作品其首要任务就是塑造人物,假若其结构不够紧奏,语言稍显粗造,但却写好、写活了一个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仍不失为艺术品的上乘之作,反之若果什么都好,而缺乏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艺术上将显得苍白无力。刘绍棠说:“衡量小说的优劣,作家的高低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这部作品或这位作家塑造了多少个性鲜明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又说:“什么是小说?我认为叙事加对话,刻画了人物,就是小说。”
人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一部好的小说作品就是通过其中塑造的人物去反映一定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关系和生活的,刘绍棠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他虽不及《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等鸿篇巨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么多,但他笔下的那些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却在读者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里有乡野顽童何满、秋虎(《蒲柳人家》)、“我”(《京门脸子》)、青莲(《邵拂晓》),有三十年代运河滩上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何大学问、柳罐斗、吉老称、郑端午(《蒲柳人家》)、谷老茬子大伯(《京门脸子》),有运河滩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典型望日莲、何妞、一丈青大娘(《蒲柳人家》)、艾窝窝儿(《京门脸子》)、黄莲(《芳年》),有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如邵拂晓(《芳年》)、石在(《二度梅》),有运河滩上新一代劳动妇女的形象如青凤、关青梅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一个个小小的细节描写,向读者展现出了每个人物活动的社会大背景,这是刘绍棠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艺术特色。如《蒲柳人家》中的童养媳望日莲,她就活动在三十年代旧中国封建统治非常残酷的背景之下,但这时正是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之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望日莲虽然遭受封建家长的各种非人折磨,但在如火如荼的抗战时期,他又受青年学生周擒的影响,她身上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性格逐渐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纯真热烈的爱情思想敢于大胆表露,经过一系列周折,以及干爹干娘邻里乡亲同望日莲父母的斗争,还有那顽皮可爱的何满子的穿针引线,日莲终于跳出火坑,和青年学生周擒结婚。又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则活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实行责任制出现了翻天覆地大变动的特定历史时期。党的富民政策给广大农村带来了生机,运河滩的农民也过上了好日子,但他们并不满足经济上的翻身,特别是青年人,还要追求美好的爱情生活,花碧莲正是如此,她追求大学生俞文芊,父母竭力反对,他们嫌俞文芊“三间鸽子笼,巴掌大小院,憋闷死你,即使是大学毕业,拿上五、六十块钱工资,还比女儿少十几块”。但碧莲的标准却和父亲完全不同,他自有其爱情的标准,她追求的不再是院大房高,讲吃讲穿,一味追求金钱的物质生活,“我一不缺吃,二不缺穿,三不缺钱,缺少的是……”,花碧莲抬起头“一个给我脸上争光的人”。碧莲正是活动在三中全会之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的,倘使没有三中全会这样的历史转折,广大农村没有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她也追求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但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做基础,而今不愁吃,不愁穿,要一个给自己脸上争光的人,则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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