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约翰·济慈的美学历程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948次

概要： 然而随着诗人生活的急剧变故，诗人日益感到他为自己构筑的艺术想象之塔虚幻、狭窄和无力。《安狄米恩》出版之后，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打击始接踵而至，明显地动摇了济慈对自己过去创作原则的信念，对“纯粹的美”产生了深刻的疑虑。诗人这时远离伦敦，开始了漫游湖区和苏格兰的旅行，这是诗人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过渡时期中一件颇为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前，他的交往对象主要是伦敦的一些艺术家，苏格兰之游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不可避免地感触到英国变动中的生活面貌。据与之同行的友人塞温的回忆，旅途中济慈兴致勃勃地审察了各种世相：“……甚至路过的流浪人群的面貌和姿势，一个妇女头发上的颜色，一个儿童脸上的笑意，那许多游民中间造作的人态掩饰下诡秘兽欲，甚至那些草帽，服饰，鞋，”无不对他传达出关于穿戴它们的人那种真实个性的最细节的暗示。”济慈的这种观察带着他独有的“感觉主义”个性心理特征，即对外部细微的凝注，当然他也并非没有若干对社会政治的抽象思考。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苏格兰之游使他意识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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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诗人生活的急剧变故，诗人日益感到他为自己构筑的艺术想象之塔虚幻、狭窄和无力。《安狄米恩》出版之后，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打击始接踵而至，明显地动摇了济慈对自己过去创作原则的信念，对“纯粹的美”产生了深刻的疑虑。诗人这时远离伦敦，开始了漫游湖区和苏格兰的旅行，这是诗人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过渡时期中一件颇为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前，他的交往对象主要是伦敦的一些艺术家，苏格兰之游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不可避免地感触到英国变动中的生活面貌。据与之同行的友人塞温的回忆，旅途中济慈兴致勃勃地审察了各种世相：“……甚至路过的流浪人群的面貌和姿势，一个妇女头发上的颜色，一个儿童脸上的笑意，那许多游民中间造作的人态掩饰下诡秘兽欲，甚至那些草帽，服饰，鞋，”无不对他传达出关于穿戴它们的人那种真实个性的最细节的暗示。”济慈的这种观察带着他独有的“感觉主义”个性心理特征，即对外部细微的凝注，当然他也并非没有若干对社会政治的抽象思考。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苏格兰之游使他意识到强化感觉，扩充感受的必要性。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认为，１８１８年的经历使济慈“以现实的生活经验检查了他所臆想的和谐的美──改造现实（引者按：毋宁说是代替现实）的纯美艺术的理想，得出了令人感到不满的结论，认为这个理想是空幻而不能实现的。”从济慈留下的书信看，这一时期他有一个重要想法，即超越的意识必须让位给观察与体验。他从苏格兰寄出的一封信写道；

　　最使我惊奇的是这个地方的情调，色彩，石板，石头，青苔和崖石上的草或者，可以说是这等地方的灵性和容貌。山脉和瀑布的浩瀚壮阔，你没有见到以前是完全可心想象到的；但是这种容貌和灵性必然超越一切想象，抵制任何记忆。（１８１８．６．２５～２７致托姆）

　　（比较一下济慈以前的说法：“凡想象攫住以为美的必是真──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表面上看，济慈现在只是在谈对自然风物的感触，但他紧接着写道：“这里，我可以学到诗歌……”然后诗人再一次这样玩味自己这种凝神观赏外界对象的心理状态：“我从来没有这样彻底地忘我──我生活在眼睛所见的景色中了，而我那已被景色所超越的想象也休息了。”不难看出，在写下这些文句时，济慈心中必定索绕着某种关于诗，关于艺术的新想法。这一想法在１８１９年表现得更为直接：诗人和梦想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海披里安》修改稿）

　　此外，还值得留意的是，济慈写于１８１８年和１８１９年之交的长诗《海披里安》第一稿，这首诗借用无界巨灵交战争霸的神话故事为题材，试图探索人类历史的进程。长诗的主题思想比较含混，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暂不涉及。使我们深感兴趣的是诗人在这个作品里对“美”这个词的用法，流露了诗人对美与真关系的新理解。济慈在这首诗第二卷里提出一个奇特的法则。

　　……这是永恒的法则：最美的应该最有力量。

　　可是这种“美”又是什么呢？济慈没有解释，但是他借海神奥西安勒斯之口描述了这个“法则”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新一代巨灵战胜了老一代而称王，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美”。而他们又将被另一代新的“更美”的巨灵所压倒，据奥西安勒斯说，这是探索“永恒真理”的结果。值得法意的是，奥西安勒斯的话里暗示出，对“美”的确认甚至需要违反观察音的自我感情偏向。显然，这种“美”的含义，已经紧紧地联结于、甚或混同于自然掩律、客观必然性，或现实的力量了。一无论这种混同是否恰当，它毕竟表明了济慈美学观念的转折。

　　英国进步批评家，作家福克斯在《小说与人民》第三章中给了《海披里安》以很高的（甚至我们认为是太高了的）评价。无论如何，他从伟大艺术家“和现实进行剧烈博斗”这一个意义上挖掘该诗的价值，这是不错的。

　　的确，济慈关于诗与生活，美与真关系的观念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他早期是以美为真，那么后期则可以说是以真为美了。

　　这个变化是如此深刻、巨大，以致连诗人自己也感到理解他的美学思考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又确实被自己的思考弄得浮想联翩，热血沸腾。他反复告诉他的朋友们：“未来诗歌的模糊观念常常使我前额发胀──我的全部希望仅仅是我不致丧失对世事的兴趣……”（１８１８．１０．２７致伍德豪斯）“我几乎说不清我所朦胧感到的东西，但我想我实在是感觉到了。”（１８１９．２．１４～５．３致乔治夫妇）这些思考之所以显得模糊和朦胧，一个重要原因是，济慈出于某种理由从来不曾采用过类似我们所说的“以真为美”这样明确的语言，特别是在其著名的颂体诗《希腊古瓮颂》中，他所写出的是充满“禅机”的诗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常常有人把这诗句和济慈１８１７年的“凡想象力攫住以为美的东西必是真”的论断扯在一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意思，这种看法实际上极大地忽视了济慈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突破。我们认为，这两种提法仅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它们都试图把美与真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但在实质上，属于１８１９年和属于１８１７年的这两种提法是在非常不同的基础上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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