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中国古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如此深刻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纠结在一起，以至在中国人心中，它成为了一种神话，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家园，一种不可企及的创作典范。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宣称或者被公认超越了古代的大师们，甚至最先锋的反传统诗人似乎也摆脱不了对古诗潜意识的敬畏。另一方面，以白话为创作工具的中国现代诗人面对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混沌经常陷入失语的困境，他们不得不经常追问：为什么现代白话不如古代文言那样驯服，为什么古诗中的某些境界现代白话再也无法达到？中国古诗的自由与局限究竟在哪里？ 我们经常误认为现代白话和古代文言归根结底是同一种语言，然而，至少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它们完全是两种语言，其差别甚至超过现代白话和西方语言。文言的主体是单音节词，文言的一个词往往包含了白话中多个词的含义，却又不等同于它们含义的总和。此外，文言词转换词性（活用）非常自由。这样，文言词的内涵就比较丰厚，也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中的“平”和“寒”就极难转
中国古诗的自由与局限,标签：初一语文知识扩展,http://www.85jc.com 中国古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如此深刻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纠结在一起，以至在中国人心中，它成为了一种神话，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家园，一种不可企及的创作典范。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宣称或者被公认超越了古代的大师们，甚至最先锋的反传统诗人似乎也摆脱不了对古诗潜意识的敬畏。另一方面，以白话为创作工具的中国现代诗人面对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混沌经常陷入失语的困境，他们不得不经常追问：为什么现代白话不如古代文言那样驯服，为什么古诗中的某些境界现代白话再也无法达到？中国古诗的自由与局限究竟在哪里？
我们经常误认为现代白话和古代文言归根结底是同一种语言，然而，至少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它们完全是两种语言，其差别甚至超过现代白话和西方语言。文言的主体是单音节词，文言的一个词往往包含了白话中多个词的含义，却又不等同于它们含义的总和。此外，文言词转换词性（活用）非常自由。这样，文言词的内涵就比较丰厚，也容易产生歧义。比如，“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中的“平”和“寒”就极难转换成现代汉语。“平”恐怕不是“平坦”、“平旷”所能代替的，“寒山”也不是“寒冷的山”。再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中的“惊”、“满”能换成什么呢？原诗的境界极其浑成，“满”字靠其简洁而传达出一种惊喜之情，若换成“惊动”、“堆满／铺满／覆满”，则诗意顿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以有两种言之成理的解释，我们既可以把“花”和“鸟”理解为“溅泪”和“惊心”的主体，也可把“溅”和“惊”看成使动动词。文言词性的灵活造成的歧义增加了这首诗的意蕴。证明现代白话与古代文言诗两种语言的最佳例子是，把任何一首古诗翻译成现代白话，其效果甚至比译成外语还差。译作的意境应该和原诗差不多，但诗味又为何消失了呢？
中国古诗的格律也给了诗人们极大的自由，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不象现代诗人，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的创世纪，古代诗人有现成的模子可以套，而且这些模子已经证明既富于画意，又不乏音乐美，还有前人用同样模子做出来的佳作可以借鉴。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对句、吟诗，这些模子早就不是禁锢他们的东西了。中国古代诗人吟诗的习惯使五言和七言的框架在他们的意识深层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极易自动地组织成五言或七言的诗句。天长日久，无论对诗人还是对读者来说，五言和七言都成为一种"天然"的框架，具有很强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的存在，再加上平仄、对仗的粘合力，是中国古诗的句子形成了一种极富包容性的语言场，不成句子的词语可以融入诗句而无残缺感，一句内部、一联内部时空可以任意改变、重叠，意象可以任意组合，而不觉突兀。象“秦时明月汉时关”、“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样的句子无论是用现代汉语还是用任何外语都是不可复制的。
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心态也远比现代诗人平和。他们大多处于原创作状态，或者说理论觉醒之前的状态。中国古代诗歌诗上最系统的理论家都不是一流诗人，比如刘勰、司空图、严羽、叶燮等。诗言志、文载道的分工不仅使古诗受儒家教条的束缚较小，而更多地吸收了道家和禅宗的营养，而且使古代诗人避免走入自命为精神贵族、使诗歌成为思想广告的歧途。白居易的《新乐府》不如杜甫的同类诗歌的原因就在于，杜甫虽然作为人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者，作为诗人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唯美主义者。另外，中国古代诗歌诗的主流是重内容甚于形式，重风骨甚于技巧，在此原则之下，对多种风格、手法的态度比较宽容，这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诗人都是那些胸襟气度自然呈现于作品中、不可模仿的天才诗人，而一心追求技巧的诗人，即使象韩愈、黄庭坚这样才华横溢，也终究进入不了第一集团。从总体上说，古代诗人对理论尤其是技巧的关注诗服从于艺术表现本身的需要的，也即是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想表现的东西是不是以最有感染力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吟诗的习惯也使他们更多地诉诸语言的直觉，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去迎合某种理论，或者为使用技巧而使用技巧。由于他们把表现力作为衡量诗歌的标准，他们的心态比现代诗人更贴近艺术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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