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文化节纪念──明妃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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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邦支之图书”)示后宫贵人”。 建昭五年,呼韩邪单于上书说:“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翌年“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为了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而改元“竟宁”。 所有以上这些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特别是对于遍示后官的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窥见。因之,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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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邦支之图书”)示后宫贵人”。
建昭五年,呼韩邪单于上书说:“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翌年“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为了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而改元“竟宁”。
所有以上这些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特别是对于遍示后官的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窥见。因之,她对于汉匈两族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反应。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时,她便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友好关系之重大使命。这正足以说明她对于汉匈关系之必须和平团结,具有相当的认识。这应该是她的出塞动机的一部分。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宫女,能够有这样的举动,可以说得上胆识过人了!
三、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
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之取得及其后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期间维持和巩固,是基于汉匈两族长期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是汉朝自武帝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对匈战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以致“倾国殚货”,“百姓流离”,“化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上都损失很大;另一方面,匈奴经受了汉朝多次的沉重打击以后,人口和性畜大量死亡,游牧地区大大缩小,生产日趋萎缩,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部族生存受到威胁,因而双方都不愿也不能继续战争。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呼韩邪的附汉,北边六十年和平局面的基础便奠定了。在这些历史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以前,汉匈的友好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昭君之出塞,虽然对这种和平友好局面的巩固和加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比起呼韩邪单于及其后继者的作用来,却不能同日而语,更不用说昭君一人能造成六十年的和平局面了。有人说:“由于她去匈奴,汉匈团结得到巩固,出现了‘黎庶亡干戈之役’(人民毋须从军),数世不见‘烟火之警'(没有战争的警报),‘牛马布野’,‘人民炽盛',以及‘开关合市'的繁荣局面。”这种说法,便是把汉匈友好的全部功绩归立于昭君一人,显然是不妥当的。
说昭君出塞不能造成汉匈两族北边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并不等于抹杀或贬低昭君出塞在历史上的应有作用。根据史实,她的作用可以从下列三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昭君出塞,在汉匈双方都认为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并很重视这件事。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九五四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召湾的汉墓里,曾出土属于西汉后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残片,也说明汉朝对于昭君出塞这件事也是十分重视的。
第二,昭君的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的种子,因而在她死后,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女婿须卜当,仍秉承她的生平之志,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王莽执政以后,由于采取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如贬改“匈奴单于印”为“匈奴单于章”,拟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及妄斩匈奴侍子登等等,造成汉匈关系的紧张。发展到公元11年(始建国三年)以后,匈奴单于便发左右部兵马进扰北方地区,王莽也动员三十万众准备反击,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时云、当二人便挺身而出,设法弥合。史载公元13年(始建国五年),乌珠留单于死,云、当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故越舆而立咸(舆与咸俱为乌珠留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既立,云、当遂劝他与汉和亲。公元14年(天凤元年),云、当派人到西河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下求见和亲侯王歇(音吸)。王莽因命歇及歇弟讽(音萨)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在云、当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复呈现出一线光明。但因“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云、当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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