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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与影响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三语文知识   阅读:8626

概要:3、再次,梁启超从儿女们幼年时期开始,就教导他们要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生活上不应过于讲究,有吃有穿就行。1927年5月13日,他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曾这样指出:“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何况你们并不算穷苦呢!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谈到:“三个礼拜前,接忠忠(按:指思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梁氏在1928年6月19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又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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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再次,梁启超从儿女们幼年时期开始,就教导他们要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生活上不应过于讲究,有吃有穿就行。

    1927年5月13日,他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曾这样指出:“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何况你们并不算穷苦呢!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谈到:“三个礼拜前,接忠忠(按:指思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梁氏在1928年6月19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又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按:梁思成留美学成,但当时尚未回到祖国),每月薪金265元(系初到校教员中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梁启超既不考虑让儿子回到自己的身边工作,也不想儿子去到生活舒服的地方工作,而是从事业发展的前途着想,要儿子去生活条件较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由此可见他对儿女教育的指导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时,他的生活费用主要靠康有为和华侨资助,经济上当然很不富裕。民国成立后,虽然做了时间很短的几次官,但为官清廉,仍是两袖清风。要支持众多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的确很不容易。这种家庭环境和教育,使儿女们从小就养成了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习惯。他在晚年时,收入较多,生活过得比较富裕,但时间不长,只有十年左右。他的儿女在美国留学时,多数是通过半工半读而完成的。例如,梁思礼在留美期间,就曾在罐头工厂充当装罐头的小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游泳池当过救生员等,真是什么苦都吃过。这种在生活上的克勤克俭和吃苦耐劳的习惯,对于培养他们在学习上的刻苦钻研精神是很有帮助的。

    梁启超的儿女,从不炫耀父亲的名声,而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们所继承的是父亲崇高的思想。梁思礼曾这样对人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略)他的思想通过我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梁启超在儿女面前,并不是整天摆出一副“严父”的面孔,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儿女们死板地说教。他对儿女的态度极为和蔼,并把儿女看成为同志和朋友,有说有笑。他在给儿女的信中,什么都谈,包括自己的工作情况、思想状态、存在疑难,都具体地告诉儿女。对儿女若有要求和建议,并不是生硬地强加于儿女身上,而是与儿女商量,征求儿女的意见。若认为儿女有不够的地方,则反复讲道理,最后让儿女们自己去考虑,尊重儿女的选择和决定。这种民主和平等的做法,从他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梁氏的工作和学术研究一向很忙,但在多数情况下,每周末都要抽出一二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们一同玩耍。梁思礼是他过了五十岁才出生的,被他亲昵地称为“老baby”,后又被他戏称为“老白鼻”,还把“老白鼻”幼年时种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令人发笑的玩态,写信告诉大女儿思顺,显得十分开心。在孩子们面前,他从不摆出一副家长式的“尊严”态度,因而他的儿女也能把自己所想做的、所想学的、所想说的全部告诉父母,并征求父母的意见。

  梁启超在一次以《教育与政治》为题的讲演中,曾这样说过:“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人不是单独做得成,总要和别的人连带着做。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叫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做国民,过去容易,现在难。政治的千斤重担已压在国民肩上。“任凭你怎么的厌恶政治,你总不能找一个没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是生活于良政治之下,便生活于恶政治之下。恶政治的结果怎么样呢?哈哈,不客气,硬叫你们生活不成。”⑥因此,梁氏要求青年学子要树立政治意识,要养成政治习惯,要提高判断政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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