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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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９号（１９０２年６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６４册（１９００年１１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１９００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１９１７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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