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适与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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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 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候；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冰心当时大约是看到这篇文章的，大概也深感“比较的文学研究”有“一种大益处”，所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她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时，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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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Aeschylus）、沙浮 克里（Sophocles）、虞里彼底（Euripides）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候；第二，即是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境地，不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便是社会不良使人消磨志气、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有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冰心当时大约是看到这篇文章的，大概也深感“比较的文学研究”有“一种大益处”，所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她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时，便以《中西戏剧之比较》为题，作为讲演的主旨。大要摘录如下： 　　

　　她说：今天为什么要讲悲剧呢？自从五四以来，我们醒悟起来，新潮流向着这悲剧方面流去，简直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一样。英人如睡 醒一般，觉得有“我”之一字。他们这种“自我”的认识，就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是我”，“我们是我们”认识以后，就有了自由意志，有了进取的有了奋斗去追求自由，而悲剧就得产生。…… 　　

　　说到我国的悲剧，实在找不出来，琵琶记并不是悲剧，他的主人翁并没有自由的意志。……桃花扇呢，也不是悲剧。……中国正需悲剧。现在做诗的人很多，但我们要的不是报纸上天天发表小诗，也不是要大学生做诗互相传观，也不是要那千篇一律的小说，我们所要的乃是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要历史上的悲剧，如同项羽、岳飞，这都是悲剧的材料。诸位，如果我们有国民性的自觉，让我们来努力于历史的悲剧吧我不会写悲剧，可是我愿意向这方面努力，我不信我国人比外国人来得笨，欧洲文艺复兴后，他们的悲剧，就立时随着发达起来。我们现在觉得“自我了”，我们的悲剧，也该同样发达起来。 　　

　　胡适与冰心对于悲剧观念的界说、对于我国悲剧的评估、对于悲 剧创作的呼唤，其理论依据，主要的是来自于易卜生所鼓吹的“自我 主义”、“个性解放”、“发展自己”的主张。用胡适的话来说，也就是要敢于面对现实，要勇于“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样“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在创作上 是主张弘扬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精神的。正如胡适所说，他是反对那些“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而“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为告终的“说谎文学”。用冰心的话说是：“我看小说，爱看那没有结局的，使我多一些探索，多一些回味”的作品。实际上这就是胡适当 时所指出的“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思想、审美趣味是多么的一致！如果让我们进 一步去权衡一下她早先的创作目的，那么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在创作思想上的相契绝不是偶然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冰心在《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一文中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

　　这段话，显然是胡适所首肯的。胡适之所以在《文学进化观念与 戏剧改良》一文中主张写“天下的悲剧惨剧”，反对写“美满团圆” 结局的文章，其目的也在于要“叫人有深沉的感动”，以便“引人到彻底的觉悟”、“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 目的。所以，冰心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小说创作目的的自我表白，不如说为胡适的悲剧主张作了补充说明，对胡适的见解表示认同。

在探索中重温历史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当时胡适大部分时间在北大工作，而冰心在燕大任教期间，虽不同校，却有交往。当时《胡适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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