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慨，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一１９１８年７、８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道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的以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
一
１９１８年７、８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道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的以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了“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１９２１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１９２５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台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１９１９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变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３５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引起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从１９２２年底到１９２４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三大政策。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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