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学理论常识

2. [10-10 23:18:48]   来源：http://www.85jc.com  文学常识   阅读：8390次

概要：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

文学理论常识,标签：文学常识大全,http://www.85jc.com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惟其“载大”，才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情况起了变化，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强调指出：“文所以载道也。”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这比起古文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周敦颐在《通书·陋》中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更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倾向。而且，理学家所说的“道”，也与古文家不同，他们的“道”杂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道”反对李汉的“文者贯道之器”和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法。朱熹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这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带着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

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对文道关系的种种意见，便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斗争。陈亮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正是理学家的致命伤。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们所强调的“道”，其片面性也表现在这里。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曾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雕虫篆刻的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上一篇：语文文学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