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1942年1月,写成五幕剧《屈原》,2月写成五幕剧《虎符》,6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9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1943年4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专横凶残、卑鄙无耻的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
《雷电颂》教材理解,标签:初二语文教学设计,http://www.85jc.com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1942年1月,写成五幕剧《屈原》,2月写成五幕剧《虎符》,6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9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1943年4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专横凶残、卑鄙无耻的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作者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暴政,推动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一方面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演变,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的野心,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真正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南后这个形象的刻画,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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