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4．比喻的妙用。 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在这篇游记中，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写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脱笼之鹄”。这些比喻都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三、教学建议 1、学习本文，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教学中，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 2、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 3、组织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要求语言简练，写出独特的感受。 四、有关资料 1、参考译文 北京一带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冬天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刮起就飞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风
《满井游记》教案设计,标签：初二语文教学设计,http://www.85jc.com比喻的表现方法虽然很常见，但袁宏道运用起来自有他的新奇之处。在这篇游记中，比喻大多是用来写景的，如上文分析过的写水写山的句子；但也有的是写人（自身）的，如形容自己出城游玩为“脱笼之鹄”。这些比喻都很恰当，因为是出自作者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三、教学建议
1、学习本文，应重点引导学生把握作者个性化的写景抒情风格，并结合完成课后练习，体会本文白描和拟人手法的运用以及比喻句的表达效果。教学中，可以以提问的方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解说或订正。
2、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更注重对大自然的客观描写，也揭示出人们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这与唐宋时代的游记重寄托重理念的写法完全不同。可将本文与本单元前几篇课文作比较阅读，体会它们的不同特点。袁宏道的游记散文现存九十多篇，成就很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选本作扩展阅读。
3、组织一次春游，仿照本文的风格写一篇游记，要求语言简练，写出独特的感受。
四、有关资料
1、参考译文
北京一带气候寒冷，花朝节过后，冬天余下的寒气还很厉害。冷风时常刮起，刮起就飞沙走石。拘束在一室之中，想出去不可得。每次冒风疾行，不到百步就（被迫）返回。
二十二日天气略微暖和，偕同几个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高大的柳树夹立堤旁，肥沃的土地有些湿润，一望空旷开阔，（觉得自己）好像是逃脱笼子的天鹅。这时河的冰面刚刚融化，水光才闪烁发亮，像鱼鳞似的浪纹一层一层，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亮晶晶的，好像明镜刚打开，清冷的光辉突然从镜匣中射出来一样。山峦被晴天融化的积雪洗过，纯净新鲜，好像刚擦过一样；娇艳明媚，（又）像美丽的少女洗了脸刚梳好的发髻一样。柳条将要舒展却还没有舒展，柔软的梢头在风中飘荡，麦苗破土而出，短小如兽颈上的毛，才一寸左右。游人虽然还不算多，（但）用泉水煮茶喝的，拿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的，也时时能看到。风力虽然还很强，但走路就汗流浃背。举凡（那些）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浮到水面上吸水的鱼，都悠然自得，羽毛鳞鳍当中都透出喜悦的气息。（我这）才知道郊野之外未尝没有春天，可住在城里的人（却）不知道啊。
大概说是不能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流连忘返在山石草木之间的，只这个官儿罢了。而此地正好离我近，我将从现在开始出游，怎能没有记录？（这是）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啊。
2、公安派（胡小伟）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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