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父亲──谈马季

2. [04-13 03:48:59]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一语文教案设计   阅读：8475次

概要：天才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勤奋来体现，我父亲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勤奋的天才。当时我家住在西城马相胡同，说唱团就在石碑胡同，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落了奶奶很多埋怨。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传统节目的熟悉，对于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掌握，对于触类旁通的其他曲艺形式的了解，他在同一代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把五十年代看作新旧相声的分水岭，那么新相声最大的特点是作品的创作。父亲在掌握传统的表演技巧后，大胆地将这些技巧加进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据我所知，父亲的处女作应该是一个叫“打篮球”的相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处女作“打篮球”也是很成功的。其后一九五八年他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九年的“找舅舅”、六一年的“登山英雄赞”、六三年的“画像”、六四年的“三比零”，就象一个个脚印，标志了他成功的道路。这些相声经电台播出后风行一时，脍炙人口，马季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与此同时，父亲自己的风格也逐渐确立，他主张相声讽刺与歌颂并举，创立了歌颂型相声的美学原则

我的父亲──谈马季,标签：初一语文教学设计,http://www.85jc.com

　　天才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勤奋来体现，我父亲在他的事业上是一个勤奋的天才。当时我家住在西城马相胡同，说唱团就在石碑胡同，两地相距不到一公里，骑自行车就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团里排练和搞创作，经常几个月才回一趟家，落了奶奶很多埋怨。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于传统节目的熟悉，对于说、学、逗、唱四门基本功的掌握，对于触类旁通的其他曲艺形式的了解，他在同一代人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把五十年代看作新旧相声的分水岭，那么新相声最大的特点是作品的创作。父亲在掌握传统的表演技巧后，大胆地将这些技巧加进了他自己的创作中。据我所知，父亲的处女作应该是一个叫“打篮球”的相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处女作“打篮球”也是很成功的。其后一九五八年他写的“英雄小八路”、五九年的“找舅舅”、六一年的“登山英雄赞”、六三年的“画像”、六四年的“三比零”，就象一个个脚印，标志了他成功的道路。这些相声经电台播出后风行一时，脍炙人口，马季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与此同时，父亲自己的风格也逐渐确立，他主张相声讽刺与歌颂并举，创立了歌颂型相声的美学原则，这一突破为相声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良多。老舍先生一九六一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健康与笑声”中曾预言：以他（指父亲）的才力，若能不断提高思想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历史会改写，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会不一样。但假设历史是荒唐的。“文革”毕竟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我父亲也不例外。市井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父亲在“文革”中是造反派，这说法不知源于何人，起自何时，却是百分之百的谬误。“文革”六六年开始时，全国各单位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初的组成也是各单位的领导人物。我父亲当时是业务尖子，被委以副主任之职，他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副主任”管什么事的时候，就刮起了打击刘少奇反动路线的风。这时候说唱团才出现了真正的造反派，我父亲象许多在位者一样，成了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专道路的代言人”的帽子。但是这比起其后的大批斗还算是“和风细雨”。我母亲就是在这时候经人介绍认识我父亲的。当介绍人向我母亲提起马季的时候，母亲凭听广播得来的印象问：“那不是老头子吗？”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父亲带母亲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在当时文工团的所在地──粉楼，大字报铺天盖地，给母亲留下很深印象。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这招很高明，一种绝妙的浪漫，一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浪漫。

　　从他们结婚到生我，父亲都是在被批斗中渡过的。母亲抱着那个“特大号”的我从哈尔滨回到北京，父亲想请一天假到车站接我们，结果只被批准半天，下午他依旧回单位接受“帮助”。很多人以为“文革”时喷气式的批斗大会不会被用在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一代人身上，在这一点上，父亲可能是个例外。除了他个人的专场批斗会外，他也常“荣幸”地被“邀请”在别人的批斗会上出席陪绑。他后来也常说他的第一场“专场晚会”是在文革中而非以后的一九八八年。

　　我父亲一共去过两个干校，第一个是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后因林彪一号文件，全部撤回关内，重设在河南淮阳地区。当时中直机关的干校农场都在那一带，史称“关内第一大场”。相声是“四旧”，不许说，很多和他一起去干校的演员都以为这辈子再也干不了本行了。可是父亲相信总有一天相声能回到舞台上。七三年从河南回到北京，他立即开始继续他的创作。那时的环境可想而知，凡文艺作品必须以“三突出”为原则。父亲在文革中的第一个作品“友谊颂”，写成之后修改了七个月，勉强通过了上面的审查，但电台还是不敢播，因为文革以来从没有播过相声。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五一”的纪录片，其中摄取了七分钟“友谊颂”的片段，姚文元在审片时只说：可以吧。纪录片放了，电台的人才敢在广播中放录音。父亲的三个作品“友谊颂”、“山鹰”、“海燕”是文革中仅有的相声，也是那个年代仅有的笑声，直到今天，还有不知就里的年轻人认为相声是从“友谊颂”以后才有的。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相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舞台风雷”、“新桃花源记”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段子。一九七七年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叶圣陶老人兴冲冲地端着酒杯走到我父亲桌前祝酒，连声夸赞“新桃花源记”：“马季呀，相声就是要写这样的。好！有知识，有意思！来，祝你成功！……”电视进入每一个家庭，对于公众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我父亲在他事业上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八十年代以来他佳作纷呈，舞台表演也渐入炉火纯青之境。八三年开始的春节晚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八五年全国十大笑星评选中他名列榜首，八八年为纪念他舞台生活卅年而举办了“马季相声作品演出会”，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盛况空前。九十年代他的十几名弟子在苏州举行“谢师会”，在文艺界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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