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赤壁》真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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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建安十三年（２０８），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开始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谋远虑，精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雷厉风行，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慑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荆襄之役颇为顺利，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寄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步推进，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确实实地遭遇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牧以《赤壁》诗形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原因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毕竟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毕竟曹操握有二十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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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三年（２０８），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开始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谋远虑，精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雷厉风行，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慑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

　　荆襄之役颇为顺利，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寄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步推进，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确实实地遭遇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牧以《赤壁》诗形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

　　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原因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毕竟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毕竟曹操握有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即便因疾病、疲劳丧失一半战斗力，仍是孙刘联军仅有的五万人马所无法匹敌的。至于孙刘的所谓“地利”“人和”优势，则更是无稽之谈：虽说江东素有长江天堑作屏障，但此役则不然。诚如东吴老臣张昭所言：“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天险，已与我共之矣。”（《三国志·周瑜传》）况且，曹军居上游，联军居下游，“地利”实则转化为“地害”，这也正显示了曹操先取荆州的战略家眼光。至于“人和”，恐怕更谈不上了：孙权部下“皆望风畏惧，多劝（孙）权迎之，惟（周）瑜、（鲁）肃执拒之议”（《三国志·吴书》），旷日持久的“和战之争”早已伤了江东和气；而孙、刘之间呢？则更是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其间的联合，只不过是各为图存自保而暂时地相依为命而已。可见，“地利人和”之说纯系牵强附会，孙刘联军的优势，从战争结果看恰恰是在偶然之间所拣得的“天时”──“东风竟与周郎便”！

　　诚然，从普泛意义上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轲的说法不为错误，《辞典》的疑问也不为无由。但是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不宜忽略一般中的特殊、必然中的偶然。须知，在某一具体战事中，“天时”倒能起到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诚如兵法所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这里，孙子便将“天时”列为克敌制胜的五要素之一。而且，孙子认为，倘能充分利用天时，将不难置敌于绝境：“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孙子兵法·火攻篇》）骤然而起的东南风，着实为周瑜帮了个大忙。周瑜的能耐，在于他充分注意并及时抓住了战机；然而事前周瑜恐也很难料到这隆冬时节竟有东南风起，谁能说这不是苍天所提供的一个“侥幸”的机缘呢？

　　杜牧本来就十分推崇曹操，曾亲为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注》中就多次称赏过曹操的用兵之道，而对其败绩却常取回避态度。比如，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典型的火攻战例凡三个：官渡之战中，曹操用许攸计焚毁袁绍辎重；赤壁之战中，周瑜用黄盖计火烧曹操战船；夷陵之战中，陆逊独出心裁，遍燃刘备连营。而杜牧在其所注兵法《火攻篇》中，仅仅引述了官渡、夷陵两个战例，却对赤壁火攻避而未言。（参见中华书局《十一家注孙子》）而他于《赤壁》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显然是与他对曹操的一贯态度一脉相通的。对于周瑜“侥幸”取胜的认定，当然也是对曹操偶然失败的遗憾。

　　杜牧一向同情失败的英雄，这种情愫在其《题乌江亭》中表现得尤显充分。其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对于这首诗的评价，向有不同持论。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评道：杜牧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王安石亦有类似看法：“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虽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乌江项王庙》）从历史观点看，胡、王二公的指摘不为无由，但是，倒未必领略到杜诗的真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卷土重来”，而是项羽该不该自杀。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种气节一向为人称道；然而在杜牧看来，作为一位“拔山盖世”的英雄，不能“包羞忍耻”是极不应该的，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诗的第二句，是对项羽的批评，更是对“英雄末路”的一种最为深切的同情与惋惜。至于能否“卷土重来”，诗中亦未下断言，而是以“未可知”作结，其潜台词是：只要你正确看待失败，从中汲取教训，继续作出百折不挠的努力，那么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你都不愧为一个胜利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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