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萧乾与曹禺：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2. [10-10 23:14:16]   来源：http://www.85jc.com  初二语文知识   阅读：8108次

概要： １９３６年６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继在北京的《文学季刊》上推出《雷雨》之后，又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９月份第４期全部连载完毕。１１月份，《日出》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１９３７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３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H．E．Shadick）《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我更爱〈雷雨〉》、杨刚《现实的侦探》、陈蓝《戏剧的进展》、李影心《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活现的廿世纪图》。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６期上，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舍不得分手》、圣陶《成功的群像》、沈从文《伟大的收获》、巴金《雄壮的景象》、靳以《更亲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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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６年６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继在北京的《文学季刊》上推出《雷雨》之后，又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９月份第４期全部连载完毕。１１月份，《日出》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１９３７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３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H．E．Shadick）《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我更爱〈雷雨〉》、杨刚《现实的侦探》、陈蓝《戏剧的进展》、李影心《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活现的廿世纪图》。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２７６期上，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舍不得分手》、圣陶《成功的群像》、沈从文《伟大的收获》、巴金《雄壮的景象》、靳以《更亲切一些》、黎烈文《大胆的手法》、荒煤《还有些茫然》、李蕤《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２月１８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一种答复和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３个月前的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被曹禺《日出·跋》称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苦心经营的双簧戏的嫌疑；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并没有脱尽“捧场”意味的“超级捧场”。

　　１９３６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

　　正是由于萧乾的煞费苦心，才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本人手中。《日出》于９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１１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先作为《日出·跋》收入１１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作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即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于１９３７年５月一同赢得了《大公报》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的小字辈的曹禺的文坛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良好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出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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